映象新闻

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涵义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具有遵循上级和同级法院行政先例之法律义务，从而使得上级法院做出的行政判例能够得到同级或下级法院很好的遵循，行政判例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也因此可以作为下级法院裁判的依据和标准。

这些又使紧急状态的危害程度无限放大，因此在紧急状态下，社会的首要目标便是尽快恢复秩序。{18}虽然缺乏规范控制的即时强制不可避免引起人们的担忧，但在现代危机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优先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社会状态下相对的优先关系，现代社会应尽力平衡二者关系并根据社会具体状态对其进行倾向性保护，因此，现代社会中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并不是理想主义式的无条件的绝对保护，方式也绝非唯一，而是取决于社会具体状态。

在立法中的行为归类上，我国同样将以这种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二款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内，为与即时强制相区别，可将其称为一般强制，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在社会常态下的表现方式和实施模式。在应对社会安全事件时刻采取强制隔离。有效性（efficacy）则是从行政管理效率角度而言。二是向市民社会自治领域扩张，表现在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范围相应缩减。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权力之间的摩擦，而是想通过不可避免的权力摩擦，使国民从专制下解放出来。

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通过对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度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加以判断时，更多是依据自由裁量来行使权力，以便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因而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三、社会常态下行政强制措施的模式：一般强制如果说即时强制是行政强制措施在紧急状态下的模式，那么在社会常态下，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了行政强制行为的另一种实施方式，如《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1992)第72条第一款规定：程序开始后，如果存在充分的判断要素，裁决程序的行政部门可以采取认为适当的临时措施，以确保可能作出的裁决之效力。二、电影分级制：一个合宪性的电影管理制度选择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及国际公约中均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保护。

在众多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早对电影的性质做出裁判当推1915年慕塔尔电影公司诉俄亥俄州工业委员会一案。目前对我国电影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中，最重要的是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分级制度将不同影片分门别类加以定级的做法至少蕴含着三层意义：一是承认电影观众的多样性观赏需求，尊重年龄达到一定阶段的观众拥有欣赏任何一部影片的自由。1968年4月22日同一天在纽约联邦法院和达拉斯联邦法院分别就两桩与影视业相关的诉讼所做的判决为电影分级制最终确立在法律上做出了铺垫。

这就要求《电影法》的制定既要考虑严格控制电影管理机构自由裁量权，防止其对电影表达自由构成威胁，又要考虑与我国刑法对言论的禁止性规定相协调。这是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作为一种成熟的电影制度留给我们的核心经验。

自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行之后，虽几经修改，言论自由都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肯定。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说一个人或一群人需要接受他人的道德指导，即是在表明他们在道德品性上存在着等级区分。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各州官方电影审查机构更由此陷入违宪境地。因此相比其他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享有一种优先的地位，{9}任何加之于言论和出版自由之上的管制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4}推行电影分级制正是对这些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这一关于电影性质的判定一直到1952年才被另一例涉及电影的裁判所取代。

因此，立法层次较低的《电影管理条例》难以与我国宪法相衔接，显然已不能适应电影业法制化建设的要求，具体规范和调整电影表达自由权与其他权利、社会利益间关系的一般性法律《电影法》亟待制定。{5}因此，电影不应享有与印刷媒体同等的表达自由，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等条款的保护。

我国尽管对言论自由作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但目前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未获得很好的保护，言论自由的现状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电影与生俱来的艺术与娱乐双重属性使得电影表达自由与社会道德存在着天然的张力，电影的宪法地位一开始就成为电影业与宗教团体、社会道德力量之间角力的焦点。

电影享有言论自由以后，就处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框架之内，美国电影业获得了与加之于电影的限制进行利益博弈的新的筹码，为美国电影管理制度向分级制转型提供了有力地法理支持。二是由于电影分级机构不具有法律功能和司法权力，从理论上说，将不会有影片因内容、主题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受到禁止，因此每一部影片都有可能获得自己的市场，保障了导演享有充分地电影创作自由。电影分级制将促使电影市场更加细化，为满足电影市场需求，以青少年为受众群的电影会大量涌现，《电影法》也应相应规定鼓励青少年电影创作的具体措施。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导演以电影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的不当限制。同时，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了公民、法人名誉权。

此后，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电影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作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第一修正案的表达方式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不可限制。兹举两例：（一）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许多以言论为犯罪手段的罪名，如第103条和第105条规定了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罪，第240条规定了侵犯公民名誉权罪，第249条和250条规定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21条和222条规定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等等。

近年来，业界及学界针对中国建立电影分级制度进行了热烈讨论，对我们深入认识和了解中国电影分级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宪法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或称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意指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

三是由于电影分级机构的功能不再是同意或不同意某部影片的发行放映，而在于赋予影片不同级别的标签，为观众特别是家长提供观影参考，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有义务根据影片的级别来判断是否可以给青少年观看，而电影院也可以根据级别来排除未成年人接触到不合适的电影。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的成文宪法，和美国宪法几乎同时生效的有十条修正案，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除此之外，大部分是由广电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少量地方性法规。该第78条又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2}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宪法也为言论自由的正确行使确立了边界。【摘要】本文以言论自由的视角，通过对美国电影管理制度的历史考察，结合我国现行电影管理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我国电影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试图在宪法学层面上阐明构建中国特色电影分级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对促进我国电影业法治化有所借鉴。

如果政府作出正确的抉择，保护比较重要的，牺牲比较次要的，那么它就不是削弱或者贬损一个权利的观念，反之，如果它不是保护两者之间比较重要的权利，它就会削弱或者贬损权利观念。政府不能借口保护公民的道德不受污染而将公民与非道德的信息和意见隔离开来，否则政府便是一个道德教化的机构而凌越一般公民的品行之上。

从言论自由的视角看，美国电影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就是一个电影从被排除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保护范围之外到逐步被其接受并获得其保护的过程。1948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定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掌控制作、发行、放映的所谓垂直结合(verticalin-tegration)是垄断行为，但在该项反垄断案结案时，关于电影是简单而纯粹的娱乐，因而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看法已经受到了质疑，大法官道格拉斯在法庭意见中提到：毫无疑问，正如报纸和广播一样，电影也应包括在新闻中，并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因而也被称为权利法案。三、制定与我国宪法相衔接的《电影法》：一条电影管理法治化的进路我国电影管理的法治化水平还比较低。

冯雁鹏，单位为云南大学法学院。{7}1968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i)协商出台了电影分级制度，基于自愿的电影分级制度，影片如何制作、内容如何表现交由导演和制片公司决定，不再受到干涉。{5}真正将电影划归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案例，应当是1952年的约瑟夫·博斯汀公司诉威尔逊案。尽管如此，这一判决不仅使很多地方性电影审查机构丧失了存在的法理基础而纷纷解体，同时也使电影审查委员会不得不放宽对电影内容的某些苛求。

正如贾樟柯等导演在联名给国家电影局的信中所呼吁的，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8}以宪法思维考察美国电影管理制度由审查制向分级制的历史演进，不难看出对电影性质认识上的转变，即电影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催生电影分级制出台的关键性法律因素。

中国电影业如何在这一转型中实现自身的变革，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电影、关心中国法治的人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因此，美国电影分级机构无权对影片内容做出价值判断，亦不能做出删减要求，只能对电影观众群做出分类的建议。

从言论自由的定义分析，电影审查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言论自由造成伤害：对观众寻求和接受信息的自由的不当限制。将电影视为一种表达，纳入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宪政主义的基础上，必须将电影表达自由与作为事先限制出版物的审查以及对电影淫秽起诉等社会利益相权衡，建立一种在保障电影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前提下兼顾其他社会利益及大众道德关切的电影管理制度。